1、

　　昨日入城市，归来泪满巾。

　　遍身绫罗者，不是养蚕人。

　　陶尽门前土，屋上无片瓦。

　　十指不沾泥，鳞鳞居大厦。

　　这是两首流传千古的诗歌，也可以作为当今农民工的写照，在这两首诗中，我们看到了生产者与产品的分离，尽管他们创造了“绫罗”与“大厦”，但却无法享有他们的劳动成果，诗人对这一不公平现象的悲愤，千载之下犹令人动容。在今天，这一问题甚至更加严重了，是女工们创造了那些名牌服装，但她们却没有足够的钱去买任何一件；同样是那些建筑工人建设了城市的高楼大厦，但谁听说过他们能够在城市拥有一套住房?他们甚至也都不会想到，这岂不是更大的悲哀?

　　与一般的底层民众不同，农民工的身份是双重性的，也是游移的，他们既是农民，也是工人，是离开土地的农民，也是流动不居的工人，有人将他们称为“城市候鸟”，有人将他们称为“新工人阶级”。与农民相比，他们生活在城市，工作在工厂里；与工人相比，他们并不属于城市，也不属于城市的生活。他们从农村离开，使农村陷入“三农问题”的空前危机，他们来到城市，为城市带来了畸形的繁荣。在农民工的身上，最典型地表现了中国当前所存在的问题与症结。

　　如果要找一个形象来代表1990年代以来的中国，没有比农民工更合适的了，这不仅在于正是农民工的支撑才造就了今日中国尤其是城市的繁荣，而且在当前的世界体系与国际产业分工中，中国正是以低端产品在为全世界打工，八亿条裤子才能换一架飞机，在世界的眼中，中国也是一个打工者的形象。在这里，我们所面对的是双重不公平，一是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不平等，一是国内城市与农村的二元结构，而这两个问题是交织在一起的，前一个不公平加剧与强化了后一种不公平，而在农民工身上，所承担的不仅是国内阶层分化的压力，也承担着国际分工带给中国的压力。而在另一个意义上，我们可以说中国的农民工不仅支撑着中国，也在支撑着世界。

　　所以说，唐浩武的摄影，为我们呈现的不仅是农民工的形象，也是中国的形象，在他的摄影镜头前，我们看到了中国的内在动力，看到了世界的隐秘之处。

　　2、

　　唐浩武表现的是一个生活世界，但也自成一个艺术世界，他从城市的视角看到了农民工的生活和他们的喜怒哀乐，在他的作品中，作为主人公的农民工，不是麻木懦弱的“旧式农民”，让人“哀其不幸，怒其不争”，也不是慷慨激昂的“新人”，代表着“时代前进的方向”，他们只是普普通通的农民工，他们有着自己内在的生活逻辑，有不同的表情，作者的既不在他们之上，也不在他们之下，而是以一种平视的眼光捕捉了他们生活中的瞬间，为我们留下了时代的记录。

　　艾梅特·戈温说，“摄影乃是一种处理人人皆知但却无人关注事物的工具。我的照片旨在表现你视而不见的东西。”对于大多城市人视而不见的农民工群体，唐浩武以简洁的黑白照片呈现了出来，在这里，农民工作为“主体”，在日常生活中显示出了他们的多样性，他们的表情是那么丰富，又是那么淳朴，尤其令人动容的是那些灿烂的笑容，这是生活重压下的笑容，惟其如此，才更让人觉得珍贵。另外，在大桥上那个孩子的眼神，显得那么迷茫和忧伤，而背依墙壁抽烟的青年，则让人觉得满腹心事，他们同样是所谓的“80后”，但却与后现代的嬉戏没有关系，只能独自承担起生活的重担；叼着烟卷并排而行的两个人，则让人觉得有点“酷”，但他们微睨的眼神、没有拉上的裤子拉链、沾着粉尘衣服，却让人感到浓郁的生活气息；而那个在雨中背着一块板子前行的农民工，我们看不到他的表情，但能看到他身上的重负，他的背景是几栋耸立的高楼，而旁边墙上写着“他人的幸(福)”，这没有完全纳入摄影视野的标语，似乎正是对他的精彩写照。

　　我们可以发现，作者不少幅作品都拍摄了农民工的背影，包括去洗澡的三个人，在桥上看风景的五个人，以及蹲在墙(或房顶)上看城市的一个人等，选择农民工的背景来呈现，突显了他们与城市之间隔膜的关系，这样的姿态让人感到了他们自外于城市的姿态，他们在看的是“别人的城市”，生活的也是“别人的城市”，他们与城市是疏离的，同时这也使其与观看者之间拉开了距离，我们看到的不是一个个具体的人，他们被抽象为符号，显示了一种更为丰富的意蕴。

　　另一方面，在表现农民工生活的时候，作者使用了不少大全景，他们的宿舍，他们的厨房，在大桥上乘凉的场景，夜晚在临时楼房外的小坐等，作者以一种大的视角，将人与环境都纳入照片之中，我们所看到的不仅是农民工，也不仅是环境，而是人与环境的默契与和谐，在这样城市人看来或许是脏乱差的环境中，作品却让人感到了他们的惬意与自然。这不仅是一种乐天知命的忍耐，而且也蕴含着一种简单、朴素的生活理念。

　　“照片不可能创造道德立场，但它们可以强化某种立场”，从苏珊·桑塔格这句话，我们可以看到拍摄对象与方式的选择，也隐含着摄影者的道德立场，唐浩武的《民工》系列，显示了他对农民工的深厚感情。

　　3、

　　唐浩武来自江苏无锡，正是在这个地方，费孝通先生提出了乡镇企业发展的“苏南模式”，我们看到，正是由于乡镇企业的崩溃，才使费先生关于农民“离土不离乡，进厂不进城”的设想落空，而这也正是大批农民工背井离乡、进城打工的重要原因。在这个意义上，我们可以说农民工的出现只是中国现代化道路之中的一种，而不是必然的，这条道路也不是最好的，那么既然选择了这一条，那么农民工会拥有怎样的未来呢?一是继续坚持不公平的，使农民工继续在政治、经济、文化上受到歧视与压迫，长此以往，将会使社会陷入深重的危机；二是调整，使农民工也能享有正当的权利，只有这样，才能使中国更加快速地发展，而实现这样的目标，离不开农民工的争取，因为任何真正的权利都不可能来自赐予，即使有赐予的也不会稳定与长久，作为一个阶层的农民工，并不是“弱势群体”，而是建设与创造世界的生力军，但就目前的情形来看，他们在政治与经济上还不成熟，只有他们认识到自身的真正利益所在，才能改变不公平的国内秩序与国际秩序。

　　据说，在一次针对当前中国各个阶层幸福指数的调查中，农民工的幸福指数是最高的，这样的结果令人讶异，令人欣慰，也令人深思。令人讶异是由于这样的结果实在出人意料之外，有那么多看似幸福的阶层竟然并不觉得幸福，令人欣慰的是在农民工看来，他们的生活并不像一般人想象的那么坏，甚至还是各阶层中最满意的，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呢?我想，这里存在一个比较标准的问题，那就是相对于他们以前的生活、相对于仍然留在农村的农民，他们的“生活”是幸福的，这包括经济上的改善、在城市里“见了世面”等等，那么相对于城市人尤其是城市的中上层，他们为什么仍会感到“幸福”呢?这里的一个秘密就在于，他们(大多数，当然也有例外)根本就不与这些人比较，因为他们与这些精英的差距太大了，这一差距超越了他们的想象，所以他们从不将精英的生活视为一种目标，而只当作一种远方的风景来欣赏，不会当作有可能实现的未来生活。

　　黑格尔在《精神现象学》中讲过“主人与奴隶”的辩证法：主人最先依靠过人的智慧与强大的意志统治着奴隶，奴隶为他做一切日常事务：耕作、买卖、脱靴、倒洒……，主人由此过上了悠闲的生活。然而，随着奴隶越来越能干，主人却越来越依赖于他。最后，主人的生存已离不开奴隶，失去了自由，奴隶却由于主人对其的依赖而获得自由。马克思由此发展出了他的“奴隶史观”，那么今天中国的农民工，是否有可能打破双重的不公平秩序，建设一个更加和谐美好的世界呢?当前打工文学、打工影视、打工流行音乐的出现，包括唐浩武的摄影，让我们看到了这样一种重建主体的努力。